社會, 身體

【有稿來Q】疾病隱喻與愛滋污名

文/M.S

桑塔格在疾病的隱喻一直強調:正是我們將戰爭的隱喻用入了面對愛滋的醫療模式,才使得我們不可能發展出與之和平共處的可能。

然而後近很多人喜歡用這本書談愛滋,卻只停留在恐懼/噁心如何透過隱喻的功用對疾病的穿鑿附會來造成歧視,卻不願意正視人自身面對疾病本體論上而言的義意:對人的歧視不應該存在,但我依舊將疾病視為必須被消滅的敵人,試問此種觀點之下(可能)帶著疾病的人真能不被差別對待嗎?

讓我們穿透隱喻正視疾病吧:愛滋就是慢性病,愛滋的傳染性比台面上各式各樣疾病低太多了,愛滋的致死率也遠低於許多疾病。諷刺的是,這項毫無疑問的”科學事實”,卻更像是一種信念或是神話,而”最該遵循此項事實的醫療公衛”,卻又是近乎歇斯底里最恐愛的體系之一。

「考量疾病的最誠實方式是避開隱喻性的思考。」桑塔格說;然而,就連醫學思維本身都無法脫離隱喻而存在:黃道明的研究指出,沿用辛蒂。派頓(Cindy Patton)的分析,現代醫療作為西方殖民主義的論述與體制擴張下的產物,熱帶醫學思維和流行病學思維同時影響著我們如何理解愛滋。

熱帶醫學思維訴諸的某種中心-邊陲的帝國想像,來標誌出文明人/土著的身體階序,讓我們回顧1991年前衛生署署長張博雅的發言:「感於當今社會,工商發達,旅遊盛行,道德淪喪,色情氾濫, 外籍勞工湧入, 毒品走私猖獗, 這些因素結合在一起,使得愛滋病在台灣地區已經暗潮洶湧,蓄勢待發。」在此,我們可以看見一個瘟疫蔓延的性熱帶,隨時都要為台灣這塊寶島帶來恐怖的愛滋浩劫。而另一方面,流行病學思維則成現出一場精彩的緝凶懸疑劇,在追本溯源的思維機制下,男同性戀,轟趴參與者,藥癮者和性工作者,各類被視為傳染病原的性他者,往往被強制驗血,想當然的,這絕對不是政府關心這些人的健康福祉,而是企圖透過進一步監控病源來維護國民健康。

圖片來源:healthdailydigest.com
            圖片來源:healthdailydigest.com

我知道一些慈母型的愛滋領域工作者,如小YG的春美或是昆明院區的莊萍,在之前一些工作場合的會議裡,總是聽著她們心疼/憤怒這些孩子,然後真誠而痛心的問著:可不可以不要再有一個人走這條路?為什麼不活出一個更值得過的人生?她們宛若默娘慈悲,守著燈塔不要再有觸礁船隻,卻又如何理解陸不得生/身隧求/泅水而遊。況且與人魚相遇的綺麗幻想,又豈止是一句安全性行為的真理政權就可以攝統好似童話世界永不復在一樣。

很多時候,人們並不是不明白有風險的性行為可能隨之而來的後果,然而,個人自身對於風險的衡量,在關係中的親密感需求,對於性愛時的爽度追求,標誌著彼此信任的證明,一種毫無隔閡愛的體現等等情感與思考,在慾望的當下也一樣作為某種「真實存在的物體」趨動著我們如何反應,無套並非全然就是精蟲充腦的結果,更多時候他是如此的複雜,甚至伴隨了某種有口難言的情緒可以讓我們堅定的說出:這是個選擇。

80年代初期在國家枉顧同志醫療權益的狀況下,對當時暴露在愛滋風暴中的男同志社群而言,「戴套」是這個社群自身發展出具有基進自保性愛實踐意義的性行為;如今,它卻被巧妙的置換成了性愛時的絕對真理,並且發展成:節制守貞,單一性伴侶,使用保險套三者共構ABC禁慾主義的道德緊箍咒。然而,當死亡不再如此迫近,我們無法迴避的是:國家發現愛滋不是男同志的天譴而欲強行將保險套圈住每一根陰莖的時候,人們也開始理解愛滋不是新世代的黑死病而開始重新思考帶套與否在自身性行為實踐上的意義並發展個人的生活風格。

感染者朋友在與一位極為友善的公衛人員看診時,對方依舊問出:如果可以重新來一次,你會做出不一樣的選擇嗎?或許正因為他們關係夠近,夠親,夠了解彼此對彼此的善意,可以讓該公衛人員艱難又苦澀的問出這麼政治不正確卻又極為真實演藏於內的情緒。但朋友終究覺的被羞辱了,這大抵就好像問著育幼院孤兒,如果可以重新來一次,你希不希望父母不要在你出生時死於家中的瓦斯爆炸。除了問者的困惑與心疼與答者的疲倦與難堪,大抵不會有其他答案。然而,不要誤會,我並不是要為疾病令人受苦這件事辯護。感染者因雞尾酒療法所造成的身體不適又吐又瀉的苦難是真實的;感染者在午夜夢迴裡想著如果我那時做出另一個選擇而可能的人生所承載的傷憐悔恨是真實的;感染者因為各種社會壓力而在日常生活中所必須面對多於常人的曝光焦慮亦是真實的。但真實不是一個昭然若揭的結果,而是彼物在晦澀的關係中所懸置的動態。

是的,自從 1980 年代中期,愛滋病毒在男同性戀身體裡被「發現」,顯微鏡下就是「病毒」本身,不管它之後被命名為什麼,其「真實性」都將不容撼動。然而對人類而言愛滋的真實是什麼?卻從早期他是「上帝對於男同性戀的天譴」、是「20世紀的黑死病」,到如今逐漸成了「一種慢性病」。然而雞尾酒療法的出現伴隨著感染者壽命的延長,無疑卻令感染者/非感染者間的關係更加緊張焦慮,在這樣的情況下,政府不得不搭配著醫療照護灑下暱篩大網,與其說是關心感染的健康狀況,事實上卻是只看的到「人口」、「風險族群」這些將個人完全泯滅的數字概念:對於篩檢呈現陽性結果的人而言,他需要以要不要吃藥來延續生命為代價,而做出是否讓渡隱私成為被國家當局列為潛在犯的強迫性「自願」選擇。

是/不是感染者對自己意味為何?前男友問:人為什麼要驗愛滋?我說:這樣才可以依據狀況照顧自己的身體。前男友再問:這不是不管有沒有愛滋都該做好得事嗎?我語塞。他在他的論文《猥褻的療癒──性助人工作者的實踐筆記》裡突發奇想又挑釁地對以國家整治慾望所主導的愛滋篩檢計劃提出了民間信仰的王爺篩檢法:王爺既是瘟神也司瘟疫,何不到面前擲個筊便有底。他開始學中醫後也提到了:在中醫的系統裡,哪來的愛滋?有什麼症狀就治什麼症狀。確實也是,氣血筋脈內府肉臟若調理的好,有沒有那個"存在"的病毒又有何干?傅柯認為:對個人而言,並不存在有一種普遍有效的避免患病或治療疾病的防治措施,而是我們在日常生活中會實踐出一套對自己身體有著恰當、必要和充分的對自己身體的關心,這種對自我的關心本身就賦予了我們對於個人生命情境裡關於健康的想像與追求。

回歸到愛滋篩檢這件事情上,確實,一個人「只有」透過篩檢才知道自己是否感染,並確認身體健康是否遭受威脅而必須進入醫療系統吃藥。然而,如今我們不置可否的卻是:面對「陽性結果」的真實後,感染者在服用HIV藥物後須要經歷多強的藥物副作用,在隱私隨時曝光而可能遭受到的制度性歧視與人際斷裂,在第一線愛滋治療藥物落後先進國家長達五年的環境下,晦澀的彼岸所呈現的現實就竟會是什麼或許是我們的公衛體系從未認真思考過的。

是/不是感染者對他人意味為何?難道一句”我不是,我很安全。”就信了?明明道是人言可畏,卻又如此偏執的想要追求這麼一句不知究竟承諾了什麼的心安理得到底何為。有一回完事之後A苦惱問我:他本來要跟H做,結果後來H告知是感染者,讓他有點不知道這個約到底如何履行。看著他苦惱的表情,其實很想調皮的戳他:那你跟我做完又如何知道我不是呢。然而也只是溫和的談著關於所謂感染途徑,所謂對愛滋的擔憂,或許或許該說是清淡些的議題。

全然的逃逸,好似污名的苦難全然不會體現附身於肉生一樣,或許就跟內化了污名而全然被苦難所擊垮而喪失了所有能動性一樣的不真實。擁抱污名,並非簡單的:I born in this shit and it doesn’t matter.這種阿Q式的其樂自得,而是嘗試辨識出那凝瞪的目光背後所暗藏的社會力道與苦澀,而得以回迎之。在〈倒退與酷兒政治的未來〉一文中,難道海澀愛那頭集所有汙穢醜怪於一身的爛物就會是我們的救贖烏托邦嗎?如果會是,那也只存在於烏托邦。這是呂昶賢在海澀愛論壇給出的警醒。

當秉持客觀數據的科學立場信誓旦旦的說著「讓疾病的歸疾病,讓隱喻的歸隱喻」之時,不正是鴕鳥心態式的迴避了病毒在離開了顯微鏡之後,必然受到社會語言的魔法所魅惑,而以不同的「現實樣態」在人與人之間流傳的真實?或許我們不再脫口(而事實上還是很多人如是說)「這種病活著沒尊嚴,死得很難看」,然而在今年全民篩檢月的文告裡,我們仍然含蓄的告訴你:「只有沒有愛滋的人生才有可能是彩色的」。

關於感染者的是與不是,因為夠沉而唯有舉重若輕方能喘息;因為太輕所以展演戲耍才得站定。給出了個一拍兩瞪眼的篩檢結果,往往太輕意的讓我們以為彼此是來自兩個不同世界的生物,「你我」相敬如賓:待你如賓乃是所謂的關懷尊重,然而主客(體)之名與階序之判卻又不言而喻,在此,「我們」本來所可能相互(inter-)為人(subject)的複雜維度輕易為這已給定的身分上一刀兩斷。

辛蒂。派頓(Cindy Patton)提醒我們:在「治療即預防」這種意識型態下,透過各種宣傳公式所創造出的「自願篩檢」情境,以換取一個個可以被追蹤且接受終生治療的陽性個體的成功,實際上是犧牲了我們對於如何面對愛滋的另一種實踐想像:我們必須透過慈善家、外國援助、本國政府、藥商來共同協商出一種更為民主的健康基礎建設,並提供簡易的HIV藥物治療給需求的人。

現今國家這個主人一邊以恩賜的態對待感染者這個統計上的客體:我免費給你藥吃並理所當然視你為治理中隨時可以被認意挪用的數據。另一方面,又不懷好意的警醒著:就因為你的不檢點而浪費多少醫療資源,要是不聽話小心我隨時有權斷炊。而這裡也再一次印證了:疾病的污名與隱喻永遠相互纏繞,畢竟,我們從來沒有見過有哪個疾病的醫療成本是可以如此被人們這般拿來計斤論兩,原來健康的基本人權,是可以淪落成為威逼利誘的手段。(洗腎的醫療成本近600億,三高的醫療成本近300億,相較於愛滋的區區30億,卻不見國家如此嚴厲的要求洗腎或是三高患者應當潔身自愛控制飲食自律生活)

在說出關於我是/不是一個感染者之前,我更想談談:為什麼這對你來說這麼重要?這樣不給出正面的答案,確實令某些人感到不悅,不耐煩道:你就跟我說是還不是就好啦,說這麼多做啥?糟糕一些的甚而惡言相向:馬的,有病就不要出來害人還廢話一堆。如此貼著污名既不進(不確定就是)又不出(不確定不是)的玩味曖昧,或多或少因而失去些不錯的(約砲?交友?)機會,對方或明言或私心的保持了點距離,然而,到底人是為了某些自己所堅信的價值面世而生的,尤其是有了點年紀之後。

參考文獻:

呂昶賢(2008),<猥褻的療欲-性助人工作者的實踐筆記>,輔大心理所碩論

黃道明(2012),<台灣國家愛滋教育之國族身體形構與情感政治:以世界愛滋病日為線索>,《文化研究》,15期

黃道明主編(2012),<愛滋治理與在地行動>,中央大學性/別研究室,桃園

蘇珊.桑塔格(2012),<疾病的隱喻>,麥田,台北

作者:M.S

很破(POST),且相信真愛。同時罹患性傾向認同障礙與物種認同障礙。目前就讀於心理所,慣於軼事化與敘說形式的書寫風格,並以此作為某種知識型生產的酷兒實踐與(性)政治批判。以對sexuality study有興趣者自居,拒絕被指認為feminism或者是gender stud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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