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會

2017 性別新聞回顧(下)-身體與性權篇

時值農曆年,又到了我含著眼淚咬著牙,跟大家一起來回顧前一年重要的性別相關新聞的時刻了。2017年依舊是風起雲湧鬼打牆的一年,這次的回顧中,我將不就個別事件作太詳細的說明,而是把文章分成幾個大類別,綜合性地陳述一下(對我個人來說)意義比較重大的事件,以及它們所帶給我的感受或反思。

上、中篇請見:2017 性別新聞回顧(上)-同志與性別教育篇2017 性別新聞回顧(中)-性別暴力篇

如前一篇所提到的,追求性別與性的平等和解放,消極的意義是讓個人和群體免於受到暴力威脅和壓迫控制,而在積極層面上,則是為了自我的實踐-發掘個人的潛能、肯定個人的價值、進而追尋最大的自由和愉悅。粗糙地說,是為了讓每一個人都能過得更好、更幸福。

然而,解放代表著舊有的規則被打破,而原本處於掌權位置的人,也會因此感到不安,希望繼續維持自己的支配地位。因此,我們的社會經常運用各種手段懲罰、訓誡那些在主流社會中「不守規矩」的人,那些不遵從過往的性別規則、不依循某一種標準樣本生活的人。

比如說,當主流社會認定女性應該重視貞操、不應該主動談論或是追求性時,那些積極探索、實踐慾望的女性就會被稱作「蕩婦」,遭到程度不一的羞辱甚至是暴力。一個最常見的例子就是當一個女性受到性暴力時,我們的社會經常立即提問:這個女性是不是自己做錯了什麼事情,才會招致這樣的後果?於是穿著保守的「良家婦女」是值得同情的受害者,但在夜店喝醉而被檢屍的女人則是「活該」。

2017年年底所發生的群交」事件亦同。當鄉民們在網上求檔時,一個很常見到的「理由」便是:是這些女性自己先不檢點的,她們其中甚至有人劈腿男友,所以被看也只是「剛好」而已。如前篇所說,未經他人同意散佈私密影像,屬於性別暴力的一種,但除了「反暴力」以外,這個事件還有其它值得我們留意的面向。

首先是「不檢點」。這包含兩個部份,一是「群交」因為不符合主流社會對「雙人一世」的憧憬,而被視為一種不恰當的性互動,這些女性們不但主動追求性愉悅,更選擇了這樣一種「離經叛道」的性實踐,不守規矩的他們必須被撻伐。二來,「劈腿」被我們的社會視為高度不道德的事情。一直以來,我們都可以注意到台灣社會對於出軌、劈腿這類事件有著高度的「狂熱」,熱衷於批評在愛與性關係中「不忠」的個人。

圖片來源:批踢踢

「難道背叛他人是對的嗎?」當這股狂熱遭到批評時,往往可以得到這樣的回應。這種同仇敵愾卻是非常虛幻的,彷彿每個人瞬間都變成了當事人,但關係中兩個(或是更多)人之間要如何協商彼此的關係、如何面對可能有的錯誤和傷痕,終究是他們之間的事情,並不需要為第三者的浪漫愛想像負責。另一方面,單單以「這是兩人的私事」作為回應可能也不足夠,因為從社會大眾譴責劈腿的熱情中,我們應該要看到的是,主流社會根據性別和性的規範,建立了一套僵化的性道德標準,要求每一個人都必須遵守。

然而,性與性別的取向、偏好和差異如此巨大而多元,一個人在性別與性的表達上有著和其他人不同的喜好和愉悅方式,不代表就是錯誤或不道德的。用「性道德」建立起來的秩序,並不會讓我們的社會變得更「純良」,反而只會扼殺了某些人認識自己的管道。

2017年的群交事件也讓我們回想起當年的「台鐵性愛趴」,在這個事件裡,性道德和國家法律以及「兒少保護」結盟,讓主辦人蔡育林被判刑,女主角小雨則成為專家們口中「迷失」的「問題少女」。此外,這兩件事情也顯示,「性」如何在我們的公共空間裡被排除。儘管人人求檔,卻不代表我們的社會對「性」抱持著開放的態度;正是因為性是羞恥與隱晦、不能見天日的,才使得我們總是選擇用獵奇、偷偷窺視的方式來對待性。例如,公共場所的裸露不僅會受到輿論的批評,更受到國家刑法的管制。

把性從公共空間排除的後果之一,是「公開的性」從此得以成為一種武器-例如把散佈他人的裸照當成「復仇」手段,例如把某些性行為方式(例如肛交)當成嘲諷,例如用描繪裸露來羞辱女性,或是用性的語言來貶低、物化女性。

這樣的例子包括了當年的國民黨立委候選人陳以真的宣傳海報被修圖,改為「露乳照」;或是連勝文參選台北市長時,他的伴侶蔡依珊的照片被移花接木到A片海報上;還有太陽花運動時,反對方以現場女性的妝扮和參與者的性接觸作為批評的切入點。蔡英文參選總統以來,她的女性身份也屢次成為攻擊和批評的焦點,包括她的身體、性向和情慾。例如反年金改革團體在抗議時高舉了「獨裁女妖、雞八爛菜」的標語,「女妖」的形象不只強調了蔡英文的「邪惡」,更援引了「女妖」在通俗文本裡那種陰柔詭譎的形象,呼應了社會崇陽貶陰的邏輯。同時,性器官成為一種罵人的工具,一方面把女性「簡化」成性徵(例如常有人以鮑魚代稱女性),而女性的性器官經常被視為汙穢、骯髒的;另一方面,一旦把女性和性做出連結,彷彿就是一種對女性品格的巨大折損。

另一個例子則是2018年年初一張以「民調低就好像沒穿衣服」為主題的圖文創作。在這張圖裡,半裸的蔡英文雙頰赧紅,被團團圍住,營造一種羞恥的氛圍。

上述這些手段之所以有效,在於他們承襲了最保守的對性與裸露的想像,並奠基於我們對於女體、裸露和性三者長期以來建立的羞恥感以及隨之而來的箝制,所形成的威脅恫嚇。當我們在公共空間裡越避談性,並且拒絕檢討「性道德」的標準是否合理,性的獵奇就會具有更多的正當性。這傷害的不只是女性或性少數而已,還有每一個人的性自由。

這幾年我們陸陸續續看到一些反抗的行動,企圖讓裸露(尤其是女體的裸露)、情慾能夠更坦蕩的存在於光天化日之下。例如幾年前的解放乳頭運動便是其一。而在2017年的台灣,我們則有幸看到了名為「肥胖紋?Fucking Hot!」的「胖女體解放」行動

這個由五位「胖女」所發起的行動,以一連串寫真照片搭配論述,主打「我們就是你們的妖魔鬼怪」,挑戰社會對女體的單薄想像、對裸露的不同標準,以及對美的單一霸權,鼓勵女性們奪回對身體的掌控權還有表達情慾的自由。「肥胖紋」系列照片發出後,引起了社會大眾熱烈卻不一致的反應,有人認為「做自己很棒」,有人覺得自己在這樣的行動中獲得支持,得以學著重新理解並接受自己的身體,也有人毫不客氣直指「醜陋」、「不健康」。

「胖女體解放」引出了許多值得討論的身體和性別議題。在討論身體形象時,「健康」與「健保負擔」是最常見的論述,然而,光憑BMI來判斷一個人是否健康,只說明我們對於健康的想像仍舊太過淺薄。體重過重可能是健康風險之一,但憂鬱、壓力又未嘗不是?一個人如果為了讓自己的身體樣貌符合主流人的想像,終日為了進食煩惱,並且因為擔心被他人批評嘲笑而鬱鬱寡歡,難道會比開心地「胖著」更健康嗎?追求多元的身體形象,並不表示我們鼓勵每一個人都要「變胖」,而是承認這個世界上存在著你我無法想像的異質性,每個人感到最舒服的存在方式可能都不盡相同。不斷以同一種標準把每一個人都放進同樣的框架中,只會造成更多的「不健康」。

在很多人讚嘆「原來胖女體也可以這麼美」時,正好說明了我們的社會對「美」的想像有多單調。我們習慣性地接受同一套美的定義,從來無暇思考,對自己來說,美到底是什麼?更經常性地排拒、剝奪不符合主流美定義的身體嶄露自己的權力。不論男女,我們被教育著,如果自己的身體不符合標準,就應該好好藏著,例如用各式各樣「顯瘦」的衣服遮掩自己的體型,不要讓他人看見。

此外,我個人認為,這個行動最特別的一點是,發起人們不論是在照片或是在訪談中,對各種欲望的「不遮掩」,包括了她們嶄露、接受自己身體的慾望,以及觀者可能對她們產生的慾望。呼應前述,我們的社會習慣將各種「性」從公共空間排除,性感的女星們雖然必須展現誘惑,卻又不能過於直白,仍然必須保留某種天真和含蓄,但胖女體解放这個行動卻大膽地告訴我們,把性帶回公共空間裡,讓我們坦誠地看見自己的身體、慾望、癖好。

圖片來源:#肥胖紋FUCKingHOT

對於「身體」(尤其是女體)的箝制,不僅限於外表而已,還包括怎麽「使用」,例如能不能自由展現、能不能追求性愉悅、和誰追求性愉悅,或是是否符合自己的「天職」。例如,台灣社會對CCR(跨國戀情/性關係)始終表現出高度的反感,但這個反感往往僅限於本國女性和白種男性建立關係的情況。不能否認的,跨國關係的建立很多時候也不只是「愛情來了」這麼簡單而已,和種族、國籍的位階、美的標準、性別動力也都有關。換句話說,當西方白種人處於種族的高位,並且被視為美的「標準答案」時,他們在性互動的過程中便成為上層階級,並擁有較高的權力。而傳統性與婚家概念裡,「女性必須往上爬」的邏輯,則成為CCR的推力。

但與此同時,CCR的女性常常被冠上「背叛」的罪名。「國族」成為了性道德的標準之一,身體是女性表達忠誠和愛國情操的工具之一,不選擇本國男性,而「自願」獻上自己的身體給外國男性「使用」的女性,自然羞恥又淫蕩,不忠與不道德。在這個「自己的女人(只能)自己幹」的意識形態裡,一方面想像了一種實際上並不存在的「同國族內的性吸引力」以及性忠貞,更把女性當成男性的附屬品,女性的身體並非由自己管理,而是奉獻給男性享受的物品。

「不生育」則是另一個讓女性蒙上「背叛」罪名的例子。隨著台灣的生育率始終低迷不振,政府祭出各項鼓勵措施,但即使生養育從來不應該只是一個人的事,女性卻經常成為唯一的箭靶。例如柯文哲曾說不生育子女的女性將會成為「國安危機」,而在2017年,則有政府首長提出了女性應該服「照顧役」的主張。提出該主張的楊志良認為,應該全國25歲以下的女性服「照顧役」,培訓照顧能力後分配到有需要的家庭或機構,協助有需要的家庭照顧小孩,達到大家小孩、大家養的目標。

「集體養育」其實是一個很重要的概念,畢竟在資本主義社會裡,所有的照護責任都集中與限制在個別小家庭內,而結果就是每個家庭只能自己靠資本決勝負(例如是否可以負擔私人托育或其他外援)。然而,照顧和養育卻並非只有女性可以做,更並非女人的「天職」。如果我們真的希望提高生育率,首先必須看見不良的勞動環境、青年貧窮、高工時、居住不正義等社會問題如何壓縮個人和個別家提的生存空間,其次則必須打破特定性別的家庭角色,不再把女性的身體視為生殖的工具和養育的機器,更不假設每一個女人都必須完成這兩項工作,才是合乎其生理性別的存在。唯有創造一個更平等的養育環境,養育才有可能。

在上述各種議題的討論過程中,我們越來越來常看見一種論點,認為當代台灣女性的權力已經高漲,「性別平等」的目標不僅早已達成,甚至已經被超越,讓男性落入弱勢地位。和許多國家相比,台灣的女性的處境確實不差,而性別平等似乎也已成為一個政治正確不容反對的話題。然而,這就代表性別已經平等了嗎?當女性仍舊面對同工不同酬、玻璃天花板、暴力威脅、貧窮,少部份女性的「過很爽」並不等同於結構上的平等。

另一個指標則是,女性主義與性別平等的目標從來也就不只是讓女性過得好而已,而是希望不論男性、女性,或是任何其他性別與認同的人,都可以忠實而自由地呈現與實踐自己。例如,當男性仍被要求服兵役,展演出某種陽剛樣子,那麼讓女性服照顧役並非「平等」的解方,相反的,這反而是更強化傳統的性別角色規範。同樣地,如果女性沒有辦法獲得探索、實踐自己的性愉悅的空間,那麼男性的「性」也是不自由的,因為不論男女,都只能在同一種腳本中,演我們被規定的角色。

新的一年,希望所有的性別劇本都能被打破,希望每一種性別、性別氣質和性傾向都能獲得表達的自由,希望每一個人都能自在而快樂地追求自己的認同跟愉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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