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會

【有稿來Q】越想中立理性客觀,越像中壢李姓客倌

投稿作者/李柏翰

前陣子有兩件事讓我感觸良多,它們彼此可能不大相干卻也不完全無關,想大書特書又遲遲不知如何下手。思考許久,甚至讓我想到最近追的影集《良善之地》(The Good Place)裡那個倫理學教授Chidi Anagonye,相信彷彿終有善惡之分,卻在判斷善惡上猶豫不決,因此要嘛折磨自己、要嘛讓身邊人痛苦。

酷兒明星是酷兒還是明星?

第一件最事不關己的是關於 James Franco 遭到以性解放之名,行性騷擾之實的許多指控。在此之前,姑且不論他的表演到底好不好,他逢人就談酷兒精神、身體自由,的確很迷人。而他回應這些指控的方式竟然是「不加以反駁,因為我太支持 #MeToo 的行動」,「這些事值得討論」,公關手段太高明了。

James Franco。圖片來源:IMDb

#MeToo 終於延燒到自己喜歡的演員時,我才了解,原來那種信任動搖的感覺是如此。可是因為他的回應方式太政治正確,對自己的個人行為反而過於輕描淡寫,讓我不禁質疑這是一種輕易站上加害者位置的策略,用一種「我們都『可能』有錯、需要連坐」的潛台詞來抽換「對不起,我錯了」的個人責任。

這個心情又跟看到《不才專家》(Master of None)的 Aziz Ansari 的新聞不太一樣,我想了很久試圖去區別兩者:Aziz 的螢幕形象一直有點紳士、正直(或耿直更適合),但James就是邪氣、放蕩不羈(但有些小貼心)的樣子——分別象徵了新時代中「怎麼可能那麼好」跟「壞壞的剛剛好」的兩種好男人形象。(延伸閱讀:當「不才專家」成了性侵犯加害人

可是瑞凡(瑞凡不算好男人,只是挪用流行語XD),因為形象的誤導,以至於 Aziz 被指控時,我的心情轉折是:驚愕、失望、遺憾(以「怎麼會?!」作結);但面對 James 時,我卻矛盾了:在嚴肅跟戲謔間徘徊(不意外?誤會嗎?鬧過頭?怎麼可能?是喔!),荒謬地一度和朋友爭辯政治正確的話語缺乏彈性。

然後我才警覺到,順著他營造出來的形象(不論與本人是否吻合),我已經擅自把他放在酷兒的位置上,所以我試圖幫他合理化那些可能發生過的行為和輕蔑態度,彷彿那些是衝著我而來的指控。然後我進而思考「直同志」(及「順性別男.女性主義者」)這兩個身分所創造的感受給了我情緒上的盲點。

同溫層中的情緒與溝通盲點

這些情緒盲點,在第二件事發生時又更加明顯了。聽來有點瞎,容我前情提要一下:待在某個活力十足的團體裡,成員個個都對民主法治人權充滿熱情,也在各自的專業領域中發光發熱;平心而論,我從他們身上學到很多,也很投入一起合作、腦力激盪、推坑寫稿的時光,這總能或多或少幫我解消離鄉背井的鄉愁。

但最近陸陸續續遇到一些性/別議題,開始讓我有些心神不寧、不知所措。一來,我知道討論過程中,某些言語表達是不必要且不妥當的,甚至可能包含欠缺共感所產生的偏見和無知;二來,我卻也知道那些想法大多是無心,或所謂無傷大雅的,而我也抗拒貿然揮舞政治正確的大旗厲聲斥責。

當然我經常會適時介入對話,尤其當我自己也感到不舒服的時候,但就像 James Franco 的新聞一樣,這多少對我造成了信心危機,可這次是熟悉的戰友們啊!這些「好人」當然不是不受教,只是溝通的成果不可能一蹴可幾,而我甚至不確定自己是否在每次發聲或協商中被虛應故事了;這讓我有點進退失據。

被虛應故事的感受很複雜,希望是我太過敏感,不過類似「糟糕!這句話會不會被當作父權幫凶啊?」這樣的文字回應,根本感受不到確切情緒而啟我疑竇。話說,是被誰當作幫凶呢?那個「誰」包括發話者本身嗎?若只是擔心別人的眼光或批評,那反倒變成一種草木皆兵的自我審查,也絕非多元性別之間的真友善。

此刻我才赫然發現同溫層裡的臭氧層——既珍貴也脆弱。但較讓我不安的是,過程中我發現:有的人變得小心翼翼,產生自我全面檢視的情況;有的人則似乎真的無法理解我的忿忿不平;有的人自發好奇地追問女性主義的解答(卻發現沒有解答);有的人於是隱身,不再碰觸和討論性別議題。這能算是啟蒙的陣痛期嗎?

重點不在於道歉,而是反思

於是我開始反省自己的表達方式是否堵塞了原本暢通的對話(而這絕非我本意),猜不透所有人的想法讓我又生氣又自責。然後隔幾天後我再回頭看之前的對話記錄,回想著:我的本意是什麼?我如何包裝我的話語?意思表達是否夠清楚?給的台階有沒有被接到?後來我發現了溝通上的漏洞,也就是討論的目的不明確。

他們似乎會以為是某句話、某個舉動、某個念頭助長了性別不正義,像在法院裡似的 case-by-case 處理個案(唔,的確是法律人),但其實我追究的是:是什麼讓你一開始會想到、說出、做出那件事?我想剝繭抽絲的是發生前的原因,而非發生後的結果——提出問題的目的是為了預防下一次,而非救濟這一次。

photo by Jon Tyson on Unsplash

那些話傷害的並不是我,而是其他我能想像到的朋友(比如未出聲的女性夥伴們),所以我不需要任何道歉,我只想表達出我的無力感。我能做的是,讓他談談他為什麼說出那句話,而我說自己為什麼感到不妥;有時會用他關心的議題中被其他人認為無傷大雅的部分來舉例,進而挑戰性別議題中的無傷大雅。

這個想法並非其來無自,我在跟中國學生討論一些政治議題時曾經用過,還蠻有意思的,我們都在其中學習到對方「在說話之前是怎麼想的」、「說完後又是什麼感覺」。就算有點緊張也沒有人因此生氣,當然我也需要表明自己的立場和問題背後所預設的答案(這通常能緩和緊張,因為對話者都自我揭露了意識形態)。

所以我決定改變策略,下次有類似狀況時先不要插話,讓大家先「聊聊」,然後在話題快告一段落的時候才拋出問題(溫和、循循善誘地,希望我做得到 XD)。重點不在指責,而是如何讓發話者意識到說出某句話的動機和理由。這會讓對話進行地漫長且零散,但畢竟是好朋友,所以實在無法像處理筆戰一樣快狠準。

李柏翰

自介,是一件最困難的事。當我不確定自己是誰的時候,別人說那是認同問題;當我不確定自己要什麼的時候,別人說是信任危機。於是我左思右想,決定不被決定,儘管可能將終其一生都無法脫逃出那建構好的「楚門的牢籠」,我卻寧願相信「不被決定」才能獲得真正的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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