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布勒、Nana
同志運動在台灣發展，約有十餘年，這段時間的努力，似乎讓同志議題打開了發聲管道，也讓社會對週遭同志的接納度持續上升。我們可以看到「同性戀」登上電視節目現身說法，或身邊同學友人們談起同志（而這情境似乎越來越常見）時，不乏有「我覺得沒什麼」或「很平常」的評論（但非結論）出現。但是台灣同志所受的壓迫真的變少了？被歧視的處境又真的改善了？或者說，在這種平等氣氛的表象之下，答案真的是肯定的嗎？回顧台灣同運主張和同志大件事，再與今日情況相比，只能很可惜的說，台灣同志被歧視的環境略有改善，但絕非一個完全正面肯定的答案。
1992年，台灣首度出現電視台記者偷拍女同志酒吧。台灣新聞自此有越來越多關於同志的篇幅，但是新聞該有的客觀角度、記者該做的性別功課，卻沒有相應增多。2004年又有新聞台，以全程偷拍的內容，製作了一個女同志特別報導，播出女同志情侶在公園的親密行為。同年，媒體也依然在大篇幅報導高雄同志轟趴，照舊侵犯隱私，違反偵察不公開原則。
曾經有圈內朋友開玩笑說：「男同新聞一定跟轟趴有關，女同則會由愛生恨變情殺」。雖是玩笑話，卻也一語道盡這麼多年來，同志新聞在傳媒上呈現的扭曲樣貌。事實上，當我們檢視2006年同志相關新聞，「Ｔ出賣婆 釣出女同志 惡少性侵判刑」、「同志吧酒客 推窗墮樓」這類不明所以，或刻意加上當事人性傾向的標題依舊屢見不鮮，甚至有新聞在標題寫上同志兩字，內容卻完全與同志毫不相關；當然女同情殺、男同性派對的報導也一樣沒減少。
無論電視或平面媒體，報導同志相關議題仍然只限於暴力聳動的描寫，對於事件本身則從未試圖去呈現它原有的深度，不但歧視、污名化同志，報導中錯誤百出的偏見和自以為是的詮釋，等於在向觀眾傳遞錯誤訊息，誤導對同志的認知。除了負面新聞之外，一般觀眾還能從電視報紙得到哪些／哪種跟同志有關的訊息？
校園環境方面
2000年，屏東高樹國中學生葉永誌被發現倒臥在廁所血泊中，頭部受到重創，送醫急救隔天不治身亡。2001年，北市某私立女中疑以同性戀為由，要求某高三女學生退學或自動轉學；北一女校長更聲稱學校裡並無同性戀學生。
這些事件，分別反應了校園中和性別有關的不一議題，像是因性別氣質不同遭到歧視、損害同志學生受教權、忽視同志學生存在等。其中葉永誌事件纏訟六年後，高雄高等法院在去年，判決了當時學校三名行政長官過失致死有罪，可說是一重大進展。而司法結果和六年時光，真的換來了一個對性別更友善的校園空間嗎？
就在日前，又傳出任教嘉義私校的一名跨性老師，因為即將接受變性手術，被學校以「污染學生心靈」為由，要求離職。對照2001年教師同盟的段建發老師公開出櫃，獲得當時教育部長曾志朗正面肯定，表示重視老師個人人權，不會有不當歧視和壓力；讓人感嘆在經歷了這麼多之後，台灣教育界仍在曾經的進步上開了倒車。
滿口性／性別，字字句句清清楚楚，向孩子解釋是比較複雜，但是學校作為社會的縮影，總可以營造一個性別多元的空間，讓各種不同的老師來帶領學生，相信看到大人們自然的相處，也會成為學生了解、接受性別多元的最好教材。而校園裡性別氣質、性傾向認同各異的孩子們，也需要更多元化的老師，給他們一個不是單一性別、認同的學習和輔導環境，實為相輔相成的兩方面。
性權與同志活動方面
性權與同志的議題和相關活動方面，有不少已經是多年累積，其中和舊有觀念、保守思想的磨擦、挫折，也就更為複雜深刻。2003年中央大學何春蕤教授在其主持的性／別研究室網站上放置人獸交網頁連結，遭社福與宗教團體聯合控告，最後二審無罪定讞，可視為何春蕤教授在性、性別議題上受到的肯定，更是台灣性權進步的一項指標。
但2004年底，行政院新聞局以「兒童及少年福利法」為名，發佈「出版品與錄影節目帶分級辦法」並隨即實施，其中草率模糊的分類標準，使得凡被定義為逾越限制級的出版品，一往外延伸即成為刑法第235條所指涉的「猥褻之文字、圖畫或其他物品」。然而此舉並不會降低人們對於色情資訊的需求，經典文學作品倒被封上了塑膠套；這等於是藉保護兒童與青少年之名，行檢查制度之實，剝奪讀者的閱讀自由，民眾對於色情資訊的需求也被監控、打壓，污名化。當時雖然有「反對假分級制度聯盟」同時成立，試圖集結各界聲音與官方政策對話，政府卻只是以安撫和拖延戰術逃避問題癥結，粗糙的分級版本至今仍然未被修正；這也是台灣性權一大挫折。此外，2006年長期帶領日日春協會爭取性工作合法化的「官姐」官秀琴跳海自殺身亡，為台灣性權界一大損失，更凸顯了國內性工作者無工作權保障，公娼被廢只能轉為地下化，更加艱難的處境。
與性權運動／活動相比之下，同志運動／活動似乎受到政府支持，漸漸活躍而且增加。但讓人驚訝的是，其中相當具有代表性的台北同玩節在舉辦七年之後，傳出2007年即將停辦；市政府方面給的理由是「同性戀已經逐漸被了解及接受了，因此可以回歸到一般社團」、「同志朋友非常會理財，這方面的預算以後就讓同志團體自發性來組成，政府站在一個配合的立場上」、「原本同志被誤解，就會產生歧視，那如果目的已經達成的話，可以幫助更弱勢的團體」等等，只能稱為荒謬可笑的說法。
關於同志活動經費的來源，是另一項問題（民間組織？政府？捐款？這裡有另外許多論點看法）；但只要看看去年2006年，在「政府」、「異性戀者」都認為同志被接受，社會漸趨開放的年代，台北市議員厲耿桂芳偕同宗教界人士，召開反同志記者會，反對台北市政府編列預算支持同志公民運動，將同志與愛滋劃為等號，甚至呼籲台北市政府應以矯正同性戀取代舉辦台北同玩節，這樣明明白白「不了解」、「歧視」同志、愛滋病患的行為，要讓人如何相信北市府所說：「同性戀已經逐漸被了解及接受了、消除同性戀歧視已經達成」等理由的真實性？
公權力中的歧視
1997年台北市爆發「常德街事件」。15名荷槍員警對常德街（當時經常有同志活動的公共空間）展開大規模攔街臨檢，將四、五十名民眾強行帶回警局拍照。此一事件堪稱警方與同志社群，第一次的大規模衝突。2001年衛生署因長久以來一直強調「同性戀」與「性工作者」就等於愛滋病的高危險群，遭性別人權協會直指錯誤鞏固「同志＝愛滋」的污名，並誤導民眾以為「只要性伴侶多，就容易感染愛滋病」。
事實上，警方特意臨檢同志酒吧，或遭控訴對同志動粗，之後也時有所聞。而衛生署直至2005年底新修訂的「捐血者健康標準」，內容依然寫著男同志、性工作者永不得捐血。這樣明明白白的歧視行為，就存在於政府的公權力之中；就連推行已有多年的兩性工作平等法，都在2005年時，被考試院院會通過的調查局特考調查工作組以「性別限制」名額，公然挑戰。就業平等的機會再度被阻撓在外。至於立法院內一旦法條扯上性權、同志權力時，立委諸公在性別功課上謬誤百出的言論和角力，就更是屢見不鮮。而法律、公權力、政府機關的影響範圍之大，可說普及所有民眾，更具有帶頭效果，也因此這些歧視動作的持續存在，更加讓人感到焦急憂心。
如此尋時間軌跡來看便可發現，台灣同志／性權平權、消除歧視等議題，雖有改善，但並不如一般所想像，隨著推動時間的長短，而永遠呈現正向效果。這是提醒我們，運動、權力的爭取，從來並非一蹴可幾；未來除了更加發聲、督促之外，同志社群內也應有自覺，不要自己也成為加深歧視與污名的一人（同志社群內曾有過認為扮裝皇后「不男不女」、「娘娘腔噁心」、「破壞男同志形象」，或與愛滋同志劃清界限，認為他們亂搞，加深同志污名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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