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約是從大學時代開始，我學會真正地不依照他人期待而活，也有意識地拒絕一般人的生活模式。

當時的心理背景，轉入廣電系後對於人際溝通有了學理的初步認識，批判性思考啓蒙，在學校電台裡活用自己的言說與思維，可說我的心智在全方面獲得了刺激與開展。

生平第二任男友也在那時出現。我們相遇在唱片行，身為德國人的他不解中文，只好把架上直擺的唱片一張張拉出來看封面。直覺那行為極其可愛的我只敢偷瞄看他到底在找誰的唱片。互換眼神數回，我並沒有主動趨前，二十歲的我還有些無謂的矜持。直到他結了賬、走出店門，我才怯怯地跟在他後面下了地下道。

我非常享受這種戲劇化的生活情節，尤其是跟蹤某人的戲份。面臨分岔的出口，我暗忖：如果他走向捷運站，我就繼續跟。當然地，他選了另一條路，我摸了摸頭，走向另一個出口。上到地面，我不死心地轉頭往他的方向看，驚訝地發現他跟在我後面，我刻意放慢腳步讓他超前，他進了捷運站。我默默跟在他後面，看見他站在購票機前捧著地圖，這機會也太明顯了。”Do you need help?”

後來我們聊起這段前奏，發現其中也有他順水推舟之實。Robert是來台灣作研究的地質博士生，但興趣廣泛的他在東西德統一前是受國家培訓的運動員，之後曾任報紙的攝影記者，而我認識的他的時候，他剛開始他的聲樂訓練。他對我坦承，他在柏林有個交往的對象：拉丁美洲去的舞者，剛好最近出了意外行動不便，就暫住他家方便照料，但這對嚮往自在的他憑添了心理壓力，他便趁此研究機會離開歐洲，換個風景。

我知道大我十歲的他在台灣只能待兩個月，其中近一個月他還得進山區探勘；我知道他這次離開後，要到隔年才會再來，同樣只待兩個月；我知道在那之後，他就再沒有表定的訪台行程了。依然，我抱持著沒有明天的心情一頭栽了進去，好一項極不理性的行為。我考慮了很多不去做的理由，但沒有一個能阻止我二十歲的強韌的不怕碎的心愛上他。

我們曾如Before Sunrise般在夜半的台北巷弄裡漫步暢談到天明，我們曾在台大校園的角落裡肆無忌憚地做愛。他曾帶著花束與威士忌與我的家人共進晚餐，我曾在中正紀念堂廣場上朝向他等待我的身影飛奔緊抱。

他，身為一個和我截然不同的個體，用無與倫比的溫柔擊碎了我孱弱的微小世界，在我腦海裡繪製了一個巨大而閃耀的可能。我幾乎全然不在意別人的眼光，在街上、在店裡與他牽手、親吻。而這只是我生命工程中的一小步。

他對這個世界有很多的愛與關懷，他獨特的經歷和生活方式讓我目睹一個人的生命可以超出個人本身，但這樣的他也亟需大量的自由。

他自比是「遠離非洲」(Out Of Africa)裡的Robert Redford，沒辦法在其他人的某個生命片段裡紮營太久。這樣的不羈概念，對於還懞懂的我無疑是情感的噩耗。我心中蘊釀的情感是如此濃烈，我甚至想要和他結婚。

當然，我們並沒有結婚。

他在機場把他身上剩下所有的台幣用盡買了一朵玫瑰花給我，我在大廳捧著那支花，望著航班表起降直到他的班機離開，淚水溼襟。

近十年後，殊不知我這此生第一次婚姻竟是為了利益而結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