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為她逐漸明白，身為外國人是一種永不結束的妊娠，是恆常的等待、永久的負荷、無止境的精神不濟，是卸不下的責任，是平凡生活裡硬生生插入的變調，在變調裡恍然明白，前塵往事已杳然無蹤，取而代之的是更複雜、更吃力的生活。」 —  Ｊｈｕｍｐａ　Ｌａｈｉｒｉ 《同名之人》（註一）

２００９年，我嫁給了一個德國人，辦好了居留證，搭上飛機遷居德國，生活至今，成為一個「外籍配偶」。不過大多數的台灣人在聽到我的故事時，多半不會將我與這個名詞作出聯想。因為在台灣，說起「外籍配偶」這個詞，我們腦中浮現的，大約都是來自泰國、越南、菲律賓、印尼等東南亞國家的女性，透過仲介，嫁給了多半屬於社會底層、少 數有身心健康問題、在本國婚姻市場不受青睞的台灣男性。愛情也許偶有所聞，但假結婚絕對是合理懷疑，而外配的小孩們更可能是未來治安或國民素質低落的危險因子（註二）。

台灣人賦予我這類人（註三）的標籤通常有兩種，一種是崇拜「洋屌」的ＣＣＲ（註四），或者是浪漫的跨國戀情。不論是親朋好友，點頭之交，甚至計程車司機或是洗頭小妹等這種必須搭話的陌生人，聽到我說出「我的老公是德國人」後，對於我的生活的想像似乎總不乏住在風景如童話的歐洲城市，過著現代而幸福的日子，喔還有，雖然食物很不同又沒有夜市沒有小七但是可以「常常在歐洲旅遊」。

對於「外籍配偶」和（台歐／台美）跨國戀情的不同想像，源自於族群偏見以及全球化下的區域和經濟位階差異，但這樣的差異也描述了一組遷移路線的平行。住在德國的我和住在台灣的東南亞女性雖然由於社會文化和政經環境的不同，承載了許多不同的生活樣貌，但婚姻和移居卻在我們身上留下了許多相似的印記。而這兩組看似不同的想像更有許多共同點：我們都被打包成一群相似樣本，個人差異已不復存在；在國與國、地區與地區之間移動的我們，是一組符號，而非擁有在地生活的實體；而遷移這件事情更被視為一個決斷的切割點，故鄉和新居、少女與婚姻、過去與未來，彷彿前世今生，兩不相干。

然而分離和融入又怎麼會是一刀兩斷的事情。就如同Ｌａｈｉｒｉ所說，身為「外國人」是永遠的精神不濟，是在忘不掉卻摸不著的過去，以及複雜又吃力的未來之間，永遠不間斷的掙扎。

德國並非我的第一個異鄉，在這之前，我因為求學緣故在其他幾個歐美城鎮住過不等長的時間。然而因婚姻而移民對我來說卻有著不同的心情與意涵。在這之前的異鄉如同隨時可拋的情人，如果不喜歡了厭煩了痛苦了，就收拾包袱離開，沒有太多拖泥帶水，然而移居德國和走入婚姻一樣，都帶點壯士斷腕的精神，都有些「我便從此與你相依」的纏綿心情，都有些承諾的意味，也都混雜了一些對過去的不捨。

移民時常被誤會成一個單向的過程，然而我卻覺得，從過去（故鄉）走入未來（異鄉）不僅不是直線的前進，更是曲折又反覆的。由於我和丈夫一直是以英語溝通，剛搬到德國時，我幾乎沒有德文能力，但我的公婆卻不會任何英文，於是好長一段日子，我與他們的溝通都仰賴丈夫的翻譯。那時我與德國、與新居的距離是極遙遠的，無法言語，讓我無法進入那個世界。後來我慢慢學著德文，日常溝通能力改善，和人群的互動也能夠獨立。在我原本的想像裡，當我的語言能力逐漸變好，當我能夠上街買菜，看懂電視，我和德國的距離應該也能夠逐漸拉近並親密，進而感到歸屬。然而我卻意外地發現，柴米油鹽醬醋茶的自主和內心的自在並不一定成比例，我理解了文字，卻讀不到文字背後的情緒，習慣了修辭，卻聽不懂修辭的背景，表達了意思，卻說不出意境。怎樣的請求生疏有禮？怎樣的問候親切熱情？怎樣的指責憤怒正經？怎樣的調侃諷刺滑稽？

更有趣又為難的是，當我一句德文都聽不懂時，我和德國人的距離是清楚明確的；在一群人的場合裡，我甚至可以神遊太虛，因為我的不理解是被寬容的。相反的，當我逐漸擁有德語溝通能力後，我便失去了這樣「放鬆」的權利，總得時時豎起耳朵，全神貫注，以免他人突然丟來一個問題。我在對話的時機、意義的詮釋和情感的理解上反覆琢磨，難以確定，卻又必須仰賴這些互動建立自己和他人以及這個國家之間的聯繫。於是有時候覺得自己漸漸生根落地，有時候卻毫無頭緒，有時候情緒高漲，有時候又疲累萬分。（彷彿上了一整天的會話課！）

讓我時常感到在故鄉與新居之間徘迴的，還有節日。進入德國的家庭，我理所當然的開始學著慶祝聖誕節、復活節等歐美因基督教而生的節日，然而這些節日從一開始的新鮮興奮，漸漸變得有些無趣磨人。我無法從這樣的節日裡得到太多樂趣，或許和我缺少相同的宗教信仰有些許相關，但更重要的原因是，這些節日對我來說是沒有歷史、沒有記憶的，換句話說，這些節日在我的人生裡是突兀的。而當突兀不再只是新鮮，必須變成尋常時，自然就辛苦累人。當我的丈夫過聖誕節時，他在慶祝的，事實上不僅僅是他眼前的這個聖誕節，還有他從小到大一路累積，有關聖誕節的記憶和經驗，而我對聖誕節的觀感自然無法與那樣的厚度比擬。但是，隨著我在德國的時間漸長，我或許也能夠逐漸累積我自己賦予聖誕節的意義和記憶，進而感受到歡樂。

另外一方面，此刻對我來說意義比較重大的，當然仍是那些我從小到大，在台灣慶祝的節日。由於假日安排的關係，我自出國以來，幾乎從來沒有機會回台灣度過這些重要的節日，包括農曆新年、中秋和端午。當學生時，同在一處的留學生們往往會相聚一處，一起過節，但成為一個外籍配偶之後，要不要繼續慶祝這些節日，就令人難以決定了。就如同聖誕節對我來說意義淺薄一般，農曆新年、中秋或端午對我的德國老公來說，也是一團霧水；就算他充滿了好奇心，仔細聆聽我告訴他年獸、嫦娥和屈原的故事，樂意和我一同吃起年糕、月餅和粽子，和他一起過節時，還是不太對勁。他沒有幼時除夕夜放鞭炮的記憶，沒有中秋夜在月光下烤肉，卻一邊質疑到底從甚麼時候開始中秋節非烤肉不可的經驗，更不知道艾草的味道。節日的慶祝少了記憶的串聯，不免單薄。

當然這無損愛情，分享不同的習慣與經驗更是跨文化親密關係的重頭戲。藉由這樣的經驗，我想要勾勒出來的，不是移民與外籍的不可為，而是故鄉和他鄉的流動性，是故鄉和他鄉隨時有可能變換的位置。有時候聖誕節於我是年度大事，有時候我懷念幼時如何厭惡大掃除；有時候我覺得熱鬧萬分，中西合璧，我一年有慶祝不完的節日，有時候我卻覺得空虛無依，哪兒都不屬於。

移民其實包含了兩件事情，一件是加入新的家，另一件是離開舊的土地。告別自小生長的地方，想念是必然的。對我來說，所有想念的物件蒐集起來，代表的其實是對於他鄉／新居缺乏控制感的恐懼。當我住在台北，我知道夜半肚子餓時要怎麼辦，我知道想吃美味的小吃哪裡找，我知道出門忘了帶鑰匙該找誰，我知道所有的工具文具上哪買，我知道怎麼運用捷運台北市走透透…我的生活技能經由過去二十幾年的人生累積，在故鄉，當我遇到挫折迷惘或苦痛，我的眼前不至於立刻失去方向，我知道解決的方法，知道暫時不想解決時躲起來逃避休息的處所，也知道想解決卻做不好時可以求助的對象。這樣的熟悉感，可以賜給個人信心，也令個人感受到自己和環境之間的牽絆與連結；對於生活的支配感，是故鄉和他鄉最大的差異。

除了思念以及缺少對生活細節游刃有餘的自信以外，離開故土對我來說，還包含了許多其他的情緒，例如孤獨與背棄。為了婚姻而移民，往往意味著和原生家庭的永久分離以及某種程度上的切割，從此以後必須改變自己與父母相處的模式，而這通常意味著更像個「大人」，不在言談中洩漏生活的挫折困頓，才不會讓遠方的家人擔憂煩心。另外一方面，不論自己的移居對於原生家庭的狀況有何影響，沒有辦法實質的繼續扮演「家庭裡的一分子」始終是巨大焦慮的來源。因為距離遙遠而無法時時伸出援手，更常造成龐大的罪咎感，使旅居在外的自己感到惶恐不安。

對我來說，移民的生活裡就是不斷地面對這樣的拉扯。在婚姻關係裡，原生家庭與伴侶家庭本來就是一場挑戰平衡能力的永久拉鋸戰，而身為外籍配偶，這樣的拉鋸又受到了距離和文化因素影響，使得這場角力顯得複雜，反覆更是常態。身為外國人的「自我警覺」（註五）、和原生家庭之間在記憶上高度依賴卻在物理距離上遙遠、和婚配家庭在地理上的貼近但面對文化與歷史上的互不相識、實際生活的複雜、語言的利用精巧、他人的想像、自我的定位…這種種就化成了Ｌａｈｉｒｉ所說的，一種永不結束的「妊娠」。

回不到過往（妊娠前）的身分，卻也產不出腹中的重擔，不斷的餵養著距離、文化和記憶，並學習帶著這樣的一個包袱繼續累積生活，描繪自己和故鄉／他鄉的距離（並且習慣他鄉和故鄉的隨時替換與不確定），直到終老。

註一：頁58。《同名之人》中譯本由天培出版社出版。http://www.books.com.tw/exep/prod/booksfile.php?item=0010277664

註二：立委蔡正元便曾於２０１２年三月質詢內政部長李鴻源時提出類似的「疑慮」。http://www.coolloud.org.tw/node/67416

註三：在這裡，「我這類人」指得是，與歐美國家男性（尤其是白人男性）交往或結婚的台灣女性。不過事實上，我並不認為所有與異國男性交往結婚的台灣女人可以被歸類為一個同質的團體，就算可以，我不打算也不能夠代表這個團體。在這裡使用「我這類人」這個說詞，只是為了耍嘴皮子。

註四：ＣＣＲ為Ｃｒｏｓｓ－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Ｒｏｍａｎｃｅ，來源應是知名ＢＢＳ站ＰＴＴ上的跨國戀情版。在網路世界裡，該版版友似乎經常有「哈洋屌」之類的「風評」，偶爾成為鄉民們諷刺甚至是攻擊的對象，久而久之ＣＣＲ一詞也帶有貶抑之意。

註五：我以為身為外國人的警覺來自兩方面，一個是自己內心的自覺，標示自己和在地的不同，另一種則是他人的提醒。以我為例，和我的英國、美國或是東歐朋友相比，同樣在德國，由於我的黃皮膚黑頭髮，我是旁人一眼就能指認的「外人」，而他們卻可以不用這麼快的就現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