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週日我去了818聲援大埔拆政府的靜坐，再上上個禮拜，25萬白衫軍送仲丘的那場抗議，我也去路過了一下。（我待的時間不長，無法說是參加）

也因為見識過了25萬人的大陣仗，因此抵達818凱道現場時，雖然心知肚明兩者的規模必定差異很大，我還是輕微地失望了。

我一邊告訴自己：沒關係，只要未來了解這件事的人越多，感同身受的人越多，願意起而表達改變立場的人就會越多；然而另一邊，我其實很難被自己的話所說服。冷漠的台灣人似乎比想像得還要占多數。

記得今年年初，關廠工人以臥軌行動希望換取勞委會主委出面對談時，現場多數民眾在意的，是自己能不能準時回家吃飯，甚至對關廠工人大罵「全部壓死」。這些打拚了大半輩子的人，他們辛苦賺來的薪水跟退休金都被跑路的老闆捲走了，而政府原本承諾代為求償，卻因找不到老闆討回積欠債款，反過來要工人把他們應得的退休金資遣費全數繳回，甚至不惜花費千萬、聘請八十多位律師控告這群年長的工人。這群工人裡頭不乏六七十歲的阿公阿嬤，他們已浪費了自己大部分的人生在為如狼似虎的老闆賣命，只求溫飽；現在又要為了爭取原本就屬於他們的權益，被政府控告，去臥軌、去遊行、去坐在烈日下的柏油路。

如此不公不義，沒肝沒肺的事情，是非黑白都寫在上頭，清清楚楚，為什麼在意的人這麼少呢？

當在意這件事的人用激情的語言高呼，要冷漠的那一半看看這群飽受壓榨的同胞、希望看到將心比心的反應時，不在意的那一半只會把焦點放在「不理性」「手段錯誤」上。他們會說：「好，你很可憐，但是你應該去找政府。」而在我看來，那只是掩飾冷漠的說詞罷了。冷漠的人，總是滿意於自己的理性。

彷彿是兩個完全平行的世界，即使兩者重疊的區塊明明很大，即使我們都有可能哪天就落入沒有工作、沒有資遣費，或是沒有家園的下場。但在那之前，這兩者之間的界線，仍舊畫得清楚分明。官逼民反，沒逼到眼前，大多數人還是不痛不癢。

還記得那陣子，高二的家教學生提起這件新聞時，也十分不以為然地批評了一番，所持的就是「抗議歸抗議，還是要注意自己的言行，不要妨礙大多數人的權益」的論調。我按捺著，把事件的始末對他詳細說明了一次，換來一點語塞，一場「啊，好吧，那也沒辦法」的沉默聳肩；當同事談起這件事時，老闆說「啊，好可憐，那捐點錢給他們吧。」

有時候我真的很納悶，到底要到什麼時候，台灣冷漠的那一群人才願意挺身而出，才覺得這些事情與自己憂戚相關？而雖然我很不願承認，但心裡冒出的那個細微聲音是這樣說的：「等他們自己被這樣對待的時候。」

什麼時候？等新聞自由言論自由出版自由一步步縮減，台灣媒體全面以大陸官方意見為意見的時候；等你家房子也被強制都更、無論你怎麼重申你不需要，還是被戴上「太貪婪，想拿更多錢才拒絕」的大帽子的時候（好吧，年輕一代擁有房子的人少了，所以不會有感覺）；等美麗灣終於落成營業，東海岸數百個BOT案風風火火開始跟進、人們在海邊玩耍要付費買入場券的時候……

我知道，這嚇唬不了誰。憑著冷漠，台灣人民勢必能以珍惜小確幸的心情，堅忍度過接下來的每個日子，找到內心的平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