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早上幫學生加開期中考複習課，有兩件有趣的事情。

首先同學要我解釋「法律歧視」和「事實歧視」，我說：像南非的種族隔離政策就是寫在法律條文裡的歧視；但是在美國，歧視常常並沒有寫在法律裡面，而是存在於日常生活中，例如加州的法律規定，房東不能基於種族、性別、性傾向等因素拒絕一個人當你的房客，但是實際上很多地方還是繼續這樣作。

有一個學生瞪大了眼睛說：真的有人這麼做喔？

然後某一個角落傳來了另一個聲音：是啊，他們只是不明講而已。

過了一會兒，我們複習到種族中心主義跟文化相對論這兩個概念，然後有一個學生默默的問了一句：助教，老師的期中考提綱上面提了「文化相對論的侷限是什麼？」所以文化相對論的侷限到底是什麼？

我停了一下，然後說：比方說，非洲某些部落一直有為女孩行割禮的傳統，很多地方都還是把年幼的女孩嫁出去，這些也都是某些的地方的文化啊，那如果你抱持著 文化相對論的心情，你是不是應該認為文化沒有好壞、沒有等級、也沒有對錯，我們都要尊重他，不要把自己的文化的標準加在他們的身上，那麼你覺得要不要介入 呢？我們是不是應該採取行動呢？所以尊重和介入的界線到底在哪裡？(註一)

學生安靜了一下，沒有講話，我環顧了一下，許多人露出了思考的表情。

我說：我想老師所說的「限制」，大概指得是這個(因為老師上課內容其實沒帶到這點)。但是在個人人生哲學的層次上，我沒有辦法給你們答案，你必須自己決定，因為我也還沒有答案。

雖然那些思考的表情大概是十秒的事情，然後我們就繼續下一題，但是那個表情，就是我覺得作為老師最有意義的片刻。三個月後他們大概也不會記得什麼生產工具、粗放農業和精緻農業的差別、或者是Paul Broca是幹什麼吃的──對，這些名詞可能對他們的人生可能根本沒有意義，除了可以得分數，拿學位以外──但是，我希望他們會有機會學到在他們的人生裡不存在、或沒看見的事情，以及張開心眼思考一下，社會科學的知識跟他們人生之間的關係，即使是十秒鐘也好。作老師的意義其實就是那十秒鐘，你永遠不知道，但你永遠 希望那十秒鐘可以改變一些什麼。

所以當我看到輔仁大學教授犯罪心理學的教授朱教授在講義上寫了20條不知道學術根據在哪裡的「同性戀家庭引發的問題」，我其實並不是對輔仁大學感覺痛心(輔大耶！那是我大學時代會從輔大好社隱密的招生宣傳循線想要抓出校園裡的女同性戀的學校耶，意外嗎？)，而其實是對於某些為朱教授/神父提出的辯解，感到難以接受。

在為朱教授/神父護航的言論中，我特別不能接受：

「朱神父已經那麼老了，為什麼要他改變自己的想法」
(他可以不要改變沒關係，但是老師教學要講證據、講出處，不是你高興講什麼就講什麼。)

「大學不過是拿學位，在課堂上學什麼根本就不重要」
(你自己不重視你的教育，不要逼別人都要跟你一樣)

「朱神父講得那些根本就不會 有人相信，為什麼要大驚小怪」

「難道你自己沒有思辯能力嗎？」

這些似是而非的護航。不管你對大學教育的品質和效用抱持著什麼樣犬儒主義的想法，作為老師，她/他的言論就是有可能因為他權威的位置而傷害到坐在下面、分數被其掌握的學生；大學的教育內容就是有可能會讓一個學生形成看待世界的方式(不管期所形成的內容是好或壞)；作為一個老師，除了基本的學術專業不能違反以外，更沒有資格故步自封，任何一個人也沒有資格說因為她/他自己不會相信不會記得，所以隨便什麼荒唐沒有根據的謊言、包裹著糖衣的歧視都可以持續作為教材。

要不然，你有什麼資格成為師者？

註一：後來與朋友討論，另一個重要的文化相對論的侷限性是在於，文化相對論常常被某些人(尤其是威權領導者)被用來強調不同文化之間根深蒂固的不同，並以此來排拒某些外來的價值，比方說最近逝世的新加坡的前總理李光耀便常以「亞洲價值論」來強調華人社會不適合使用民主政體。特此補充說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