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知道嗎？全球感染愛滋的人口中，有51%是女性，而這個數字又因地區而產生差異，如美國的愛滋感染者中有25%的人為女性，但在非洲，青少女感染愛滋的比例幾乎高達70%。

由於最早的愛滋案例出現於男同志社群中，很長的一段時間－甚至一直到今天－愛滋都被視為一個專屬男同志的疾病（或至少以男同志為主），而愛滋也確實是男同志社群裡重要的議題，因為性傾向、性和愛滋的三重汙名，使得愛滋經常成為用來攻擊男同志的工具之一，這也讓愛滋相關工作，包括是防疫和賦權，經常是以男同志社群和他們的需求為焦點。

然而統計數字卻告訴我們，事實並非如此。女性不僅沒有免於愛滋的威脅，反而因為性別身分以及圍繞著這個身分的性別規範而使得她們與愛滋之間的關聯經常被忽略；另一方面，在男同志社群為了感染者的生存權益與尊嚴倡議與行動之時，女性們也從未保持安靜。各地的女性工作者和感染者們早已團結起來，以自己的方式在愛滋相關倡議工作裡為自己的議題開疆破土，為更多女性－不論是已經感染的或是有感染風險的－爭取權益。

這便是美國紀錄片導演哈莉特·赫賽豪恩（Harriet Hirshorn）於2017年所拍攝的紀錄片《AIDS：被消失的聲音》（Nothing without Us: The Women Who Will End AIDS）所要說的故事。長期關注美國和非洲地區愛滋議題的哈莉特在這部紀錄片中透過對美國與非洲地區多位女性愛滋與平權倡議工作者的影像紀錄回顧、跟拍與訪談，帶領觀眾了解到自90年代以來，這些草根的女性社運工作者，如何在她們的地區和國家中推動愛滋防治和平權運動。

看見女性的掙扎與奮鬥

透過這部紀錄片，觀眾可以獲得幾個重要的訊息：一是愛滋作為病毒，影響的從來不是只有特定一群人，以性傾向或是特定行為來打造、劃分出所謂的「高危險群」，不僅對於防疫本身無益處，更阻礙了我們對愛滋的了解。其次，女性不只可能感染愛滋，性別和其他身分（如種族、階級）的交織，使得女性在愛滋議題之前，可能面臨和白人男同志等其他社群截然不同的困難與挑戰。最後，過去以男同志社群－尤其是白人男同志－為主的視角一直大幅度主宰了愛滋平權和防疫運動的史觀， 女性所面臨的困境以及在運動中的投入往往被忽視或是代言，即使佔了一半的感染人口，女性在愛滋歷史上的足跡卻少有人聞。然而，了解女性的經驗和奮鬥卻是重要的，因為那不僅是愛滋的歷史，也是女性的歷史。

長期以來公衛體系在推動愛滋防疫時總喜歡強調所謂的「高危險群」，將愛滋與特定身分綁定的同時一方面使得這些社群飽受汙名（如性工作者和男同志），另一方面也使得其他社群未能意識到自身和愛滋的關係，導致他們未能及時接受篩檢與治療，甚至使其被相關資源和服務排除。因此，全球的女性愛滋感染者人數其實一直以來都是被嚴重低估的，因為女性往往不認為自己和愛滋有關，便不會主動接受篩檢，而這龐大的黑數讓女性愛滋工作者間流傳著一句話：「女性不會感染愛滋，她們只會死於愛滋。」這句諷刺充分地描繪出，在愛滋的敘事裡，女性所佔據的是一個多麼邊緣化的角色。

此外，隨著公衛論述從「危險群」轉變成「危險行為」，雖然看似擺脫了以身分為主的劃分，卻有可能帶來一些新的挑戰。例如，所謂的「危險性行為」一說把「性」區分為「好性」與「壞性」，儘管目的是要鼓勵民眾使用保險套、杜絕性傳染病，太過直率而缺乏敏感度的討論方式卻可能忽略了在我們的生活、尤其在親密和性關係中，「涉及風險」可能不是這麼直觀的一件事情（白話地說，我們有很多不戴套的原因，可能是一時情熱忘了、可能是不想破壞氣氛，也可能是不想讓對方失望）。而好性與壞性的劃分很多時候也被拿來和其他的性汙名掛勾，例如多重性伴侶、一夜情等等，讓某些不符合傳統性規範的性實踐遭到更多指責和排拒。來到女性身上，父權社會裡對女性的性和身體的掌控與箝制，讓這些與性有關的汙名在女性身上更常被看見，如「蕩婦」、「婊子」這樣的標籤可能使得女性在面對性傳染病－尤其是愛滋－時卻步，因為擔心來自主流社會的惡意和排拒，而不願、不敢也不能尋求協助。

換句話說，女性和其他社群一樣受到愛滋的影響，也因為愛滋和「性」的連結而使得感染者面臨偏見和邊緣化的對待；但另一方面，女性們又有著自己獨特的故事和關懷，讓她們在愛滋的平權和防疫工作中，走出一條自己的路。

身分的交織性
勾勒愛滋議題前女性身分的獨特性的同時，這部紀錄片也指出女性愛滋感染者的生命經　驗如何受到她們的不同身分，包括種族、國籍、階級、社經地位等的影響，各種身分的交織又使她們面臨哪些獨特的困境。例如，在美國，女性愛滋感染者經常是貧窮、屬於中下階層的黑人女性，階級、種族和性別上的多重弱勢，讓這些女性在對抗愛滋的路程上，面對著和白人中產男同志相當不同的需求和倡議關懷。

又比如說，當某些歐洲國家的男同志已經可以透過普及篩檢、早期治療和預防性投藥而使得愛滋傳染情況大幅降低、甚至可以期待被終結的那天時，美國南方的愛滋感染率卻還是居高不下，這乃涉及到美國南方的種族不平等、黑人社群所面對的高監禁率、宗教團體的力量，以及保守的性教育內容。而保守的性教育對於女性的影響更不僅限於愛滋，更全面性地影響到女性的生育健康和性自主。另一個影響許多女性生命的議題－「親密伴侶暴力」經常和愛滋相互交織影響。如同紀錄片中一位受訪工作者所提到的，愛滋可能是親密伴侶暴力的「結果」之一，也可能是持續推動暴力的因素，甚至成為展現暴力的工具（比方說，施暴伴侶可能威脅公開女性受暴者的感染者身分，或是阻止女性前往就醫）。而同時作為親密伴侶暴力受害者和愛滋感染者使得這些女性因為雙重汙名而更加被邊緣化，也更難取得正式和非正式的協助。

換句話說，女性在愛滋歷史上所受到的忽視，其實反映了一種結構式的暴力，而這類結構暴力在女性的歷史上經常不斷地出現。各類結構暴力更會互相作用，對個人造成多重的傷害，例如來自種族的暴力、性別的暴力，以及階級的暴力。這使得愛滋不再只是愛滋，女性在愛滋議題上所面對的挑戰也不僅僅是醫療資源的取得，還有整個社會對性的觀感以及對女人的性的詮釋。

如前所說，探索女性在愛滋歷史上的路徑與角色是重要的，因為那所描繪的不僅是愛滋的歷史，更是女人的歷史。更進一步來說，這也不僅僅是女性對抗愛滋、追求愛滋防治和平權的歷史，而是女性對抗結構性暴力的歷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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